曹虹：异辕合轨——清人赋予“古文辞”概念的混成意趣（下）

所谓文丧“七百年”的表达，也即对唐五代以下骈文衰变的超越，这在清中期已然形成共识，如张文虎《大吉芊室遗稿序》引到时人的一个说法，即所谓“五代下无骈体”；嘉庆十一年(1806)，曾燠辑《国朝骈体正宗》，序中明言：“有如骈体之文，以六朝为极则，乃一变于唐，再坏于宋，元、明二代则等之自郐，吾无讥焉。”

曾燠编：《国朝骈体正宗》，嘉庆十一年刻本。

居于乾嘉骈文高峰地位的“国朝八家”，无论在其理念还是实践中，大都灌注了对“六朝”古意的张扬，如邵齐焘《答王芥子同年书》称：“平生于古人文体，尝窃慕晋宋以来词章之美，寻观往制，泛览前规，皆于绮藻丰缛之中，能存简质清刚之制，此其所以为贵耳。”如果说古文家如方苞等人擅长清简之风是其本领所在，那么邵齐焘在骈文缛丽的当行本色中还强调“简质清刚之制”，其内在的融通骈古之趣是耐人寻味的。

对应于邵齐焘将“绮藻丰缛”与“简质清刚”相结合以论骈体，孔广森认为：“六朝文无非骈体；但纵横开阖，一与散体文同也。”彭启丰为邵齐焘文集作跋时赞其“上追李唐，远攀晋宋”；王太岳撰序对邵齐焘其人其文的精神颇相知许：“吾友荀慈邵先生，豪杰士也。其学一本六经，其文章一禀三史，顾犹慊慊自以为未至，于是降其心手以为六朝博丽之辞，而行之以淳深重厚之气，高者出入魏晋，下犹浸淫乎王、杨、燕、许，要于两汉息相属声相和也。其视韩、欧阳氏，可谓异辕而合轨，俱雄而两峙，蔚乎各极文章之盛者也。”

乾隆五十二年(1787)孙星衍为孔广森遗书作序，谓：“今代为文有六朝风格者，惟邵叔宀、袁简斋，两君既有集行世，顨轩尤致力于此。”将邵齐焘、袁枚、孔广森视为践履“六朝风格”的代表文家。汪中“称今之人能为东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之文者，曲阜孔顨轩、阳湖孙渊如也”。在此一时期的骈文名家之间，这样的交相赞誉反映了骈文复古创新的新气象。

从文坛形势看，尽管某些主导性的骈文家群落以乾嘉汉学为支撑，不乏“土苴韩欧”的趣味，但各派最有见识的文士之间犹贵在未有判若鸿沟之意。曾燠《国朝骈体正宗序》中的名言为：“岂知古文丧真，反逊骈体；骈体脱俗，即是古文。迹似两歧，道当一贯。”文以有体为常，体式是有一定的封略和制限的，但“文辞封略，本可弛张”。曾燠的明通之见就在于看到了骈体与古文的沟通潜能。如果以孙星衍的骈文理想而论，他欣赏吴燕的骈文“泽于古而无俗调”，吴鼒记录了两人的共识，即不满于“后生末学入古不深”，于是“体制遂卑，不足俪于古文词”(《八家四六文钞·问字堂外集题词》)。也许可以说，乾嘉时期的骈文高才也以臻于“古文词”自励。

或许由于清代前期渐成规模的骈散并兴互竞之局，有形无形中也促成了“古文辞”指代文体时的便利。例如，乾隆时代著名学者卢文弨以“抱经”为堂号，他在江阴掌教暨阳书院时，与笃学擅才的赵曦明结为“莫逆交”。在《与赵敬夫书》中，抱经先生曰：

观足下所注徐、庾诸人集，皆能直探事始，深究词源，本隐以之显，睹指而知归，元元本本，殚见洽闻，于此服足下之学。既又读足下诗古文辞，皆有法度。其志节超夐，风规清峻，脱然自出于尘埃之表，千百世下当想见其为人。诗格矫健有风骨，《书义山诗后七截句》，阐幽发潜，议论特精，当不可易。序记根极理要，能肆其醇。骈体文清丽流转，佳处于宋人为近。夫此数体者，或不能皆工，而足下又能兼擅其长如是，则岂流辈中所易得乎!

赵曦明字敬夫，别号瞰江山人，文章方面有《中隐堂四六文》《瞰江赋抄》。寻味这封书信，“古文辞”一语实包含赵氏所写的“序记”(可能是散体)和“骈体文”。

再如，孙星衍《平津馆文稿自序》回忆自己与阮元交流了对古文家的臧否：“理或能文之士，究心古文，又务以虚矫为气，诘屈为古，议论空而无意以贯之，《文选》中散文固不尔也。”这里的“《文选》中散文”的概念指涉也是颇可玩味的，可包容于“古文辞”，却不容于“古文”。

孙星衍（1753年～1818年），字渊如，常州阳湖人。

与孙星衍并称为“洪、孙”的常州人洪亮吉，其《吕广文星垣文钞序》称：“吾里中多瑰奇杰出之士，其年相若而才足相敌者，曰孙兵备星衍、杨户部芳灿暨君，而二三人者皆肆力于诗古文辞，而各有所独到。孙君能为说经辨驳之文，以匡稚圭、刘子政为宗；杨君能为梁陈初唐之文，尤以徐孝穆、王子安为宗；君之文则不名一体。”如果“古文辞”概念没有相当的包容性，那么像这样的词语就不会用得如此自然。

总之，由于这时期骈文的“古”意盎然，才会称得上与古文家韩、欧“异辕而合轨”，或干脆可以说实现了“骈体中有真古文辞”的理想。骈文家大力实践“泽于古而无俗调”(《八家四六文钞·问字堂外集题词》)，且在文体形态上追攀六朝，骈散有所交融。所以，这些复兴骈文的成果，阑入“古文辞”之阃域也未尝不可。

杨彝珍编：《国朝古文正的》，清光绪刻本。

在清代文坛，包容骈散的文体观是“独具清朝特色”的一项理论成果。清中期以降，选家在使用“骈体”“古文”等概念时，也有人兼顾骈散，这在别的时代是少见的。例如，李兆洛《骈体文钞》旨在宗法汉晋的不拘骈散之文，不过他以“骈体”命之，稍失生硬，其文章挚友庄绶甲就建议他改换书名。再如，杨彝珍所编《国朝古文正的》，有光绪六年(1880)独山莫氏刻本，选录清初顾炎武至咸丰年间姚谌等共计77人的四百余篇文章，选文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：方苞19篇，吴敏树19篇，潘咨15篇，胡天游14篇，姚鼐14篇，曾国藩14篇，梅曾亮10篇，魏禧8篇，刘大櫆8篇，朱琦8篇。他推崇以骈文名家的胡天游、汪中，亦显示清朝包容骈散的古文观之积淀。

综上所述，至少在清代中期，当姚鼐择用“古文辞”名义之际，对当时骈文界而言，是存在某种亲和容与之感的。换一种眼光来看，姚鼐也是相当敏锐，他这样做，岂不是妙用了清初以来文坛各方对“古文辞”概念的“共建”!清人赋予“古文辞”概念的混成意趣是各种文坛力量抗衡协调的结果，也反映了清人识鉴文体的理性与智慧。

本文原载《文学遗产》2015年第4期。限于篇幅，微信版省去注释，略有删节，引用请据原文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